孤儿院、教会学校、大学、军队、监狱……这些地方对我来说都一样。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环，所遵循的依然是社会运行的逻辑。人一生下来就在名为“人世”的监狱中，区别只是待在大监狱或者小监狱，传统意义上的监狱还是像监狱的监狱里。
要想获得真正的心灵自由，要么去死，要么到荒山野岭当野人。灵魂无影无形，能看到一切。有形的肉体束缚了我的一切，只能停留在原地；我的目光也受到光线、距离与方向的影响，只能看到眼前。这里没有那么糟，但无聊是真的。可离开这里就不无聊吗？八年之后我的人生又能怎么样呢？
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我没有被探视的资格，也不能收到外来的信件。如果说有什么担心的人或事，那就是没有亲自出庭的爱玛。我一直知道她对我的感情。如果不是真的病得很严重，她不可能不为我作证。
我收到了爱玛的信，她在里面写到：
很抱歉现在才给你写信，一是前段时间自顾不暇，二是信没办法送到你手上。
我们的女儿爱莲·弗雷德里卡·以色列平安降生。虽然是早产，但她的身体状态在逐渐好转。此前我没有给你写信，是由于怀孕早期情绪波动太大，先后导致了两次出血，之后只能一直住在医院。塞缪尔忙着照顾我，没有去工作，甚至暂时搁置了要回儿子抚养权的行动。
安托瓦内特失去了丈夫，她不想失去唯一的儿子。其实我能理解她的感受，但我们也想要回我们的孩子。我本以为与儿子相见会充满温情，但那个不到七岁的孩子对我们恶语相向，他哭泣着怒吼：“为什么元首没有杀掉所有犹太人，那样我就不用离开妈妈了！”
我被这句话，被亲生儿子仇恨的眼神深深伤害。上一次出血是因为爱莲和爸爸的死讯，这一次是因为我的儿子，而且更为严重。在我住院后，塞缪尔单独找安托瓦内特谈话。他做了最后的警告，如果她能让儿子变得宽容和善良，那他会考虑保留她的探视权。否则，他拿回监护权之后绝对不会让安托瓦内特有机会见到他。
我们的亲人和朋友都死在了集中营，连我们的儿子也变成了小纳粹。我说，也许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塞缪尔不这么认为，正义的胜利是有意义的，儿子还小，还可以重新教育，把他引导回正确的方向。如果正义没有胜利，那他长大后真的会变成纳粹。
这一次生产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比生儿子的时候更不顺利，因为女儿是脚先出来。女儿落地后，我还没看她一眼，就因为失血过多陷入昏迷状态。那个时候，我看到了爱莲，看到了父亲，我多想留在他们身边。几天之后我才清醒，看到安托瓦内特抱着我的女儿，塞缪尔像快要死了一样憔悴，而我的儿子蹲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该做什么。
在孩子没出生之前，我就想好了名字，无论男孩女孩都可以叫Elian爱莲/埃利安。弗雷德里卡这个名字是塞缪尔取的。安托瓦内特把孩子抱过来，问我要不要喂奶。我被提醒后意识到的确涨得有点疼。我没有喂过小塞缪尔，这很遗憾，但我不想喂小爱莲。
我复活了，所以要带着爱莲的梦想活下去。我想得到律师执照，甚至重返校园深造，这一切都会耗费大量时间。我很爱她，但我不能留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塞缪尔已经取了他父亲在瑞士银行的小部分存款，哪怕什么都不做，这笔遗产也能让我们安度余生。塞缪尔是刑事律师，我打算做一个民事律师。
小爱莲和爱莲一样，眼睛是漂亮的蓝宝石。安托瓦内特抚摸女婴的脸，说了句：“你们祖上肯定有日耳曼人。”病房的其他人都投来怪异的目光，她才意识到自己无意失言。小塞缪尔也想抱妹妹，我看着他对妹妹微笑，动作轻柔，虽然心里难以释怀他之前说的话，但还是稍微宽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