吩咐李旦父子先行前往长崎后，李旦也率领接洽团从下关出发，于七月一日抵达博多。
九州征伐时，博多作为战斗前线遭受了很大的摧残，三成临危受命，担任博多奉行，在号称“博多三杰”的岛井宗室、神屋宗湛以及大贺宗九三大豪商的支持下终于在两年后重建了博多港，而且繁荣程度更胜以往，一度超越长崎和堺，成为日本最为繁华的港口，行长之所以将使团接到这里，一方面是由于长崎有水军停泊，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不便招待，另一方面，也是想将日本最为繁华的一面展现给这些天chao大国的高官，以期取得些震慑的效果。
船尚未靠岸，秀保的便见小西行长率领一干家臣在码头等候，这种牌场见多了也就不觉得稀罕了，况且本来就对这位商人没什么好感，秀保登岸后也就稍微寒暄几句便命行长带他去见杨方亨，行长闻讯赶紧命内藤如安先行入城向使团禀报。
毕竟是年纪大了，即便过去这么久，杨方亨仍未从李宗城潜逃的噩耗中缓过劲来，一听说秀保马上要来拜访，急忙招来沈惟敬，希望他替自己前去应付一阵。
听闻杨方亨召见，沈惟敬倒也不慌不忙，细心穿戴好补服乌帽，跨着四方步，慢慢悠悠地来到了杨方亨的寝室。
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本来还是猥琐不堪的一介奸商，穿上这身打扮，竟也有了些许气势和威严。
刚一进门，沈惟敬便注意到了衣架上的绯红色孔雀补服，在看看自己这件青色白鹇补服，刚兴起的那点得意瞬时烟消云散了，极不情愿地从身后拽出一件绯色锦鸡补服，悻悻地说道：“大人赶紧把这套换上，切莫误了大事。”
按照《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礼部官员提出，古代服色按五德的学说，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黑、汉赤、唐黄。明取法周汉唐宋，以火德王天下，色应尚赤（这也就是皇太极用“清”作为国号的原因，清朝行水德，水克火，清灭明，倒也不无些玄机）。朱元璋认可，并规定一到四品官员着绯红色衣袍，五到七品官员着青色衣袍，八品以下官员着绿色衣袍。
此外，朱元璋规定，公、侯、伯、驸马，服饰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清朝称御史）獬豸。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虽说杨方亨和沈惟敬皆是以武官出使日本，但明朝重文轻武，且为免秀吉恼怒，特地为二人（其实还有李宗城）准备了文官的补服，这也就是当时流行的“武职文衔”，这也是明朝中后期出使外藩的一种常用做法。
李宗城本是正二品武官，按文官衔需穿戴绯红色锦鸡补服，可现如今他惧罪潜逃了，那套行头也就没了用处，本来存放于仓库之内，谁曾想却落到了沈惟敬手中。
杨方亨虽是胆小，但也不是傻瓜，他知道沈惟敬为什么这么做，便决计推辞道：“沈兄万不必如此，虽说正使下落不明，但以我现在的身份足以应付了，实在没必要穿戴正二品的补服鱼目混珠，这事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我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啊。”
“大人这话就错了，”沈惟敬义正言辞道：“您可能不了解倭国的制度，那位大纳言本是和您基本相当的正三位，但由于是平秀吉的侄子，深受信赖，故而被授予从二位的官位，这样一来，您与他的官阶就不对等了；卑职早就听闻此人心狠手辣，刁钻刻薄，若是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那么和谈大计可就功亏一篑啦，孰轻孰重还请您仔细斟酌。”
经沈惟敬这么一忽悠，杨方亨更是添了几分胆怯，要是真的惹怒了这位皇亲贵胄，别说和谈了，到头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啊。
“既然这样，那就依李兄之言，冒死换上这身补服，”说完，杨方亨又指着自己的那套行头，强笑道：“李兄若不嫌弃，也请换上我的这套补服，以副使的身份迎接倭国使者。”
“何来嫌弃之说，既然是大人您的意思，卑职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沈惟敬一脸郑重地取下杨方亨的补服，小心翼翼地躬身退出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