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在茫茫大海上航行。谈天论道。
“这个世界是无限的，人的创造力也是无限的。比如，我们能左右这小世界的生长。这个小世界的秩序当然由我们来制定。”
“清风，你把这小世界的图画一个吧，很想知道这个小世界到底是圆的还是方的。”
“问题今天晚上我就设计一张，我也可以操纵着飞机去拍摄，做个实物图。”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神州就有可以被称为地图的物品。但和其他任何在漫长时间和广阔空间中制作出了手稿地图的前现代社会一样，要讨论什么跨越数千年的中国制图学“传统”是大有问题的，甚至犯了时代错误。第一个问题与留存下来的资料有关。在十世纪以前，很少有地图保存下来，因而要谈论中国制图术的“发展”就几乎毫无意义。如果只有文字记录保留下来，地图却不见踪影，那就很难推测地图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中文里的“地图”也指意不明，指涉一系列不同的意思和物品。在古代中国，“图”可以指西方的地图（ap）或平面图（pn），但也可以指用种种介质（木材、石材、黄铜、丝绸和纸）制作的各式各样的图片、图解、图表和表格。“图”既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像，常常是将视觉再现图像和书面文本描述（包括诗歌）结合在一起，两者互为补充。十二世纪的一位学者指出“图，经也。书，纬也。……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图”也可以指计划、预期或思考。有时甚至可以直接指“画计难也”，这抓住了许多早期制图活动的精髓，中外皆然。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就有可以被称为地图的物品。但和其他任何在漫长时间和广阔空间中制作出了手稿地图，在十世纪以前，很少有地图保存下来，因而要谈论中国制图术的“发展”就几乎毫无意义。如果只有文字记录保留下来，地图却不见踪影，那就很难推测地图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地图太少，各种各样的解释又太多。即便是那些保留下来的，也免不了手绘地图在流通和传播中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
更棘手的问题是，需要确定“地图”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古代中国，“图”可以指西方的地图（ap）或平面图（pn），但也可以指用种种介质（木材、石材、黄铜、丝绸和纸）制作的各式各样的图片、图解、图表和表格。“图”既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像，常常是将视觉再现图像和书面文本描述（包括诗歌）结合在一起，两者互为补充。十二世纪的一位学者指出“图，经也。书，纬也。……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
在古代神话中，不存在由神的意志授权的创造世界的活动。没有什么宗教或者政治上认可的宇宙起源论，而是发展出了种类繁多的关于地球及其居住者的信仰。在众多理论之中，有三种宇宙论学说最有影响力。
最古老的理论是“盖天说”，相信圆形的天顶像斗笠一样盖在地球上方。地球像一个方形的棋盘，四方向棋盘的四个角倾斜，形成了环绕四周的海洋的边界。更流行的一种系统是“浑天说”，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这种理论认为“天包地外，地居天中”，最激进的理论是一种隐喻意味较浓的“宣夜说”，认为“天了无质”，根据汉朝后期一位作家所说，“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
正史将浑天说奉为正统，尽管三种理论都还是反复出现在中国的天文学、宇宙学和宇宙起源说之中，而浑天说本身也并不是完美自洽的理论。尽管它将地球比喻为天空中央的“卵黄”，暗示地球是一个球体，但这一学说又往往直接将大地画为扁平的方形，被天空包围；甚至这种假说也不是绝对的。中国天文学很早就开始使用浑天仪（将天展现为球状），留存下来的计算结果也假定圆形地球乃是宇宙的再现，这些计算都是依据详细观察进行的。然而，这些理论都秉持一种共同的基本信念，即“天圆，地方”，现存最早记录这种观点的文献是一部公元前三世纪的数学著作。
这种信念来自贯穿早期中国文化的一个更基本的原则，即按照“九宫”划分陆地空间，这是古代中国“一项伟大的建构世界秩序的发现或发明”。九宫将一个正方形分成九个相等的方格，形成3x3的网格。我们至今不知道它起源何处，可能来自古人对龟壳形状的观察（圆形的甲壳盖在正方形的腹甲之上）。还有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中国北方广袤的平原激发了用直线理解和分割空间的方法。中国人推崇正方形，这和希腊哲学（及地理学）完美圆形的理想形成鲜明对照。九宫也让“九”这个数字在古代中国各个领域的分类方法中占据中心地位天有九野；都城有九陌；人体有九候、九窍、九脏；“九泉”代指地府，甚至黄河也有九条支流（九河）。
九宫和数字“九”让中国的制图者可以将一种宇宙论的世界观运用到政治管理和实务政策之中。在象征层面，圆和方的关系让学者们可以提出管理帝国的特定方略。先秦的一位文人说“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在更实际的行政管理层面，九宫衍生出了农业耕作上的“井田”制度。中国的汉字“井”非常像3x3的网格，因而被用作分配农业耕地的基础。八户人家平分土地，中间第九块则共同耕作。这种对空间井然有序的分割被认为是社会团结和治理有方的基本要素。
在现存的史料中，最早对“图”所做的描述同样关系到皇权统治和行政管理。最早的一份文献来自战国时期，那时诸侯各国征战不休，争夺霸权。据《书经》记载，周公参考地图将国家的首都选定为洛邑，即现今的河南省洛阳市，位于北京西南方向800公里。
周公根据政治地理学和天意，预言了国都的位置。根据《禹贡》所言，周公将注意力集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和政治枢纽地区。无论周公的“图”是什么样子的，周公很显然是在用“图”为周朝寻觅新首都的说法作补充，以此把新攻克的政治空间和古代圣贤的地理传说统一起来。